甘耀明是台湾六年级作家（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作家）中的代表。大陆读者知道他，或许大都因为他那本获得多种奖项的《杀鬼》。小说用魔幻手法，讲述了天生奇异的主人公帕吉鲁的故事，故事所通往的是台湾厚重的乡土与历史，而这也是其新作《邦查女孩》到达的地方。作为一个“乡下孩子”，作为“新乡土小说”作家，甘耀明的作品离不开土地，他说：“山林与河流是我呼吸的空气，缺少这些资产累积，我不会是作者。乡土是我的灵魂，文学是它的加工品。”
山林与河流，自然之物，也许也是与人关系最复杂之物。我们自古逐水而居，以延生息，而森林给予我们的，是房屋建筑和生存基本材料。但时至今日，这种关系似乎在人变得貌似日益强大后而走了样。《邦查女孩》故事的主要发生地就是摩里沙卡（林田山林场）。“2003年，我拜访花莲县凤林镇的摩里沙卡时，决定以那里为小说场景，写本有关伐木、登山与自然人文的小说。”甘耀明说。而在成书后的《邦查女孩》中，摩里沙卡并非只是“场景”，却是以主人公的身份强大地存在着。主要人物帕吉鲁和古阿霞去到此地，见证并切身融入了这样一种关系：人与森林的互相依存。帕吉鲁是花莲人对面包树的称呼。这位有着难语症的男孩，善良、勇敢，与人交流困难，却可与树对话。这种身份的设定，将树（森林）上升为，或者不如说还原为与人平等的存在。
此外，帕吉鲁的身份还自然带有历史语境。他的父亲是日本人。邦查（阿美族）女孩古阿霞则是美国黑人与阿美族的后代。这样身份的设定已将历史涵盖其中。而当两人去到摩里沙卡，开始冒险之旅，他们遇到的除了庞大的森林，还有发疯的士兵、经历“白色恐怖时代”的教师……这些处在现实边缘，掩在缝隙深处的人，让小说抵达了“历史裂隙”。
小说家写历史，要肩负另类的使命
新京报：为何将故事放置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台湾？
甘耀明：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台湾，是经济起飞的年代，全民运动是“客厅即工厂”从事家庭代工。这也是基础建设的热潮时期，有所谓“十大建设”，包括高速公路、核能电厂、大型机场与海港等。相对的，这些建设要财力支持，支持的方式之一是用山林资源换取。当初看是合理的、必然的，现在来看，是一桩与魔鬼的交易，这使得描写大量山林伐木的《邦查女孩》，与现实环境的关系密不可分。
新京报：书中主人公古阿霞和帕吉鲁的身份似乎是一个象征。前者是美国黑人与阿美族的后代，后者的父亲则是日本人。这样的身份设定是出于怎样的考虑？
甘耀明：台湾文化是移民的、多元的，以闽南人与客家人为主体，亦有各原住民。台湾曾受日本统治，1949年后移入大量外省人，越战时期有美军驻扎。这族群融合与文化冲突，历来有不少的文学处理，我的《邦查女孩》不过是老调重弹，主角帕吉鲁与古阿霞的多重身份，是有现实依据的。目前台湾又多了“新移民”，指通过跨国联姻，取得身份的人，包括越南、菲律宾、印度尼西亚、泰国人等。这又有新的文化融合与冲击。
新京报：对自然，尤其是森林，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表现，是小说中很重要的属性，“帕吉鲁”也正是面包树的意思，你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，以及现代文明与自然的关系？
甘耀明：自然没有人，照样活得好；人没有自然，死路一条。一座伟大城市的隐形能源是来自山林，饮水、空气与食物，都是来自土地，源于大自然。自然与现代文化确实是两种方向发展，后者仍受到前者影响。《邦查女孩》着重在山林描写，陈述森林是人类留给后代子孙的情书，无非是阐述这想法，如果没有自然，现代文明是个空洞的梦而已。
新京报：据介绍，写作此书前你做了大量田野调查，除了解到具体故事、传说，还有哪些有益收获？
甘耀明：我恐怕不是书封介绍的那样，做足了大量田调，但是我尽可能地进入小说现场或高山森林，尽可能靠近老伐木工，体验异地氛围。我写小说，喜欢吸收大量的口述调查、书籍报告，爬梳数据，甚至贴近现场，这是功课与修行。写小说的人要成为阅读的杂食家，或讯息的暴食症患者，能对世界运作更加明白，提升小说拟真感。这是我写小说的最大收益，往往乐在其中。
新京报：《邦查女孩》读来有种浪漫的氛围，包括古阿霞和帕吉鲁的爱情，包括他们的“历险”，但他们的生存境遇实际上是边缘的，生活是艰难的，为何这样处理？
甘耀明：磨墨技法是“重按轻移”，不囿于施力而移，小说也可以这样。小说反映的是人生，人生是苦涩的，但作者呈现的手法可以糅杂锻炼，各有不同，就像一条鱼可以清蒸，或红烧重咸。除了浪漫元素，我也用幽默手法，时不时点缀，如果不能让读者痛，就痒一下也行，就怕不痛不痒什么都没有。
新京报：小说中也涉及历史，其中人物有战争后发疯的士兵、经历“白色恐怖时代”的教师等，用小说承载历史也是小说家惯常的选择，你认为历史与小说的关系是怎样的？
甘耀明：每个时代都有政治背景。政治决定社会、文化与经济运行模式，也影响人民的生活。政治是历史的轨迹。以历史融入小说，可大可小；以历史当小说背景，可深可浅。有企图的作者，会尝试找到历史裂隙，从中窥看人类生存的挣扎。人的故事最迷人，魅惑小说家深入，挖掘细节与历史。小说家写历史，有时像肩负人类学家与考古学家的另类使命。
不论魔幻或传奇，皆是人解读世界的方式
新京报：有人把你的写作视为“魔幻现实主义”，但也有人认为不是，你认为自己笔下的“魔幻”应如何定义？
甘耀明：读者看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，太魔幻了，作家说是真的。读者看阿来的少数民族风情，太魔幻了，作者说是真的。魔幻确实存在，或许不是常态，倒是像爆竹瞬间而被传诵，连现代都市的蚁群求生都很魔幻。
我的某些小说，确实是有意识的魔幻，像《杀鬼》。但是《邦查女孩》的风格，我锁定在传奇。魔幻比较像是族群的梦境与宗教，或个人偏见，较热；传奇像是魔术，较冷。这没有优劣之分，只是手法不同之分。不论魔幻或传奇，皆是人解读世界的方式。
新京报：你被视为“新乡土写作”的代表作家，你如何看待“新乡土写作”这一说法？台湾的“乡土”于你是怎样的存在？
甘耀明：“乡土文学”是台湾上世纪60年代的运动，影响甚巨。“新乡土文学”是台湾这世纪初的书写风潮，类似“寻根文学”脉络，大批写作者回溯故乡与传统文化，这奇特浪潮引起瞩目，遂有了“新乡土文学”标签。这批写作者，借此发展出各自的书写风格，无论科幻或历史小说，往后都脱了最初“新乡土文学”范畴。我被归为“新乡土写作”浪潮的写作者，但写作是有根基的。我是乡下小孩，比同代写作者，有更清晰、具体与丰润的乡村生活经验，山林与河流是我呼吸的空气，缺少这些资产累积，我不会是作者。乡土是我的灵魂，文学是它的加工品。
新京报：你的小说偏重故事，追求雅俗共赏，为何有这种倾向？有一些作家，或实验性较强，或因其他缘由，作品较难读，你如何看待这种写作？
甘耀明：每本小说，都是临水照花，一种审美镜像的投射。那盏心灵之花，得透过文学艺术之河塑造。有的河水澄净，读者见花是花；有的湍急，无非也是要读者见花是花，但得透过更多的自我解读。台湾文学向来受到欧美影响，严肃文学常常建立在象征、内在景观或个人风格，“难读”是常态，连我自己写的《杀鬼》或早期创作，也是不好解读。文学有各种面貌，好的小说像诗，一眼让人看透或永远看不透，都不会是好小说。我喜欢每次读都有兴味的小说，难读的小说是我书架上的贵客之一。
采写/新京报记者 张进
